• 江蘇廣電前臺長周莉:“百億大臺”的臺長之道
  • 作者: 文章來源:傳媒圈 更新時間:2015-09-23 10:53:45
  • 【提要】2003年4月30日,52歲的周莉從工作了7年的南京廣播電視臺調到江蘇省廣播電視總臺任臺長。這一調任在江蘇歷史上尚屬首次:從來沒有發生過市臺臺長調任省總臺臺長的先例。

    懂得如何調動創作者個人積極性的周莉有尊重個人價值的一面,慎獨、重視系統思維、深入研究體制規則也讓她能和體制打好交道。

    作為國有傳媒機構的領導,江蘇廣電總臺前臺長,遵守國有體制運轉規則和尊重個人價值追求的矛盾統一一直同時在周莉的臺長生涯中,有驚無險地共存。

    直到2013年離崗退休后,周莉對平臺與個人的關系有了更復雜的認識。

    百億,“她很要強,心也大”

    今年8月,江蘇省廣播電視總臺前臺長周莉和江蘇籍導演胡玫在揚州聊天。胡玫說起周莉在位這10年來江蘇衛視從全國落后上升成全國“保二爭一”時,夸了一句,“哎呀,沒有江蘇衛視這個平臺哪有孟非啊。”

    如果是在兩年前,周莉從未細想過只講平臺成就這句話有什么偏頗。1951年出生的周莉一直是體制內的人,從基層干部做到省臺臺長。體制內的教育一向如此,如果做出成績,大家都歸結為這個平臺好,什么人來干都一樣,你的機會是平臺給的。

    直到2013年,她離崗退休去民營企業調研學習,這句在體制內已經聽慣的話卻讓她感受最深,她現在覺得平臺與個人的關系要辯證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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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4月30日,52歲的周莉從工作了7年的南京廣播電視臺調到江蘇省廣播電視總臺任臺長。這一調任在江蘇歷史上尚屬首次:從來沒有發生過市臺臺長調任省總臺臺長的先例。

    江蘇總臺由原江蘇電視臺、江蘇有線臺、江蘇人民廣播電臺等20多個單位整合成立。當時,雖然江蘇省經濟位于全國前列,省電視臺的排名卻是落后的,而由周莉執掌的南京電視臺則在全國城市電視臺中處于一流地位。即使省市兩個臺在同一個城市競爭,省臺有時也落于下風。

    周莉從沒想過離開南京臺,那時她對平臺的忠誠和一種在其位謀其政的情懷融在一起。有的官員到了一個地方就想去更高的位置,他們的所作所為更多是考慮有利于提級,但周莉更看重的是不斷傾注與陪伴對一個地方的意義。

    形成這種為官意識是在30多歲時,她第一次去華西村,被打動的重點在于:她看到一個人如何把一生的時間用在一個村莊里,不謀求更高官職,只是把這方小小的天地做到它的極致。她因此立志要把南京臺打造成一流的城市臺。

    那時,為跟省臺爭搶好的電視劇片源,她曾集合江蘇省13個市級臺組成了購片聯盟,并且為這個聯盟做出了最大的讓步:購買電視劇的成本,南京臺獨自承擔了50%。購片聯盟設立了一個共同審片組,買回電視劇,13個市級臺同時放。憑著13個電視臺提供的資金和話語權,周莉購買了大量的優秀電視劇,“一年52周,多數周冠軍都是她們南京臺承包,那就把省臺逼到墻根兒上了。”

    時隔多年,曾任江蘇電視臺副臺長,跟周莉當時正面競爭過的凡兵,談到當時的競爭情況,依然情緒激動。受此啟發,全國一些市級臺彼此之間也聯合起來,經常交流節目,互相扶持,每年還搞一些全國性的互拍,“當時周大姐、周大姐的在全國的市級臺里頭,那是赫赫有名。”

    “所以我說人沒有前后眼,5年前她是我的競爭對手,5年后她是我的頂頭上司。”凡兵笑著回憶。但更感到意外的是當時跟周莉結成聯盟的市級臺們,他們很快發現周莉由盟友變成了競爭對手,周莉立刻站在省臺立場,快速提高全國市場占有率不可避免地擠壓了市級臺的生存空間。市臺反擊的結果,最終導致蘇州臺、無錫臺、常州臺、南通臺,4個最厲害的市級臺,聯合起來拉掉了省臺的節目,除了保留省臺一套之外,其他頻道的節目無法在該市落地播出。

    省臺有人提出停止向市級臺分銷電視劇,實行制裁,但這樣勢必造成矛盾激化,周莉代表省臺與市臺反復溝通,也沒有形成解決方案,無奈只能向有關管理部門匯報事態發展。

    廣電總局給出評價,稱“市級臺這種行為違規、違紀、違法”。因為當時市臺辦有線網絡,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要轉好中央臺和省臺的節目。最后由省分管領導出面,約談了4個市的常委宣傳部長和廣電局局長,要求恢復轉播。

    雖然這次危機解除了,但無疑,省市臺的競爭關系無可回避。周莉向省委省政府匯報,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這次之后,江蘇總臺帶頭推進網絡整合,并投入15億現金參與省網絡整合,大部分市縣網紛紛加入,2008年成立江蘇有線網,今年4月實現上市。不僅江蘇的廣電業整體升級換代,而且,各臺成為大網的投資主體,分享大市場大用戶的利益,就不會再把焦點放在違規屏蔽中央和省臺頻道落地上。

    這時再回頭看近10年前的那次危機,周莉覺得,如果能有辦法變危為機,化競爭為競合,就破局了,就不是在零和博弈中狹隘競爭,而且,國有單位之間的競爭也不是適合發展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但是,怎么破局,的確需要戰略格局和專業智慧。

    “她很要強,心也大。”曾任江蘇總臺電視傳媒中心副總裁的張紅生回憶,“她剛到我們臺的時候,產值才6億,她就已經跟我們說,多少年之后我們要達到50億,多少年之后達到100億,當時我們就覺得非常詫異,這可能嗎?”

    10年之后,周莉帶領團隊,創造了江蘇總臺的“黃金十年”,留下了一個“百億大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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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你一定要把每一個人當作有獨特個性的存在”

    與市級臺的競爭風波過后,周莉逐個兒去市臺拜訪,緩和關系。凡兵跟周莉還是競爭對手時,就發現周莉待人接物有個特點:工作上雖針鋒相對,但能幫忙的地方從不推托。

    “她不是那種只認利不認義的人。她是1951年出生,就是老三屆。我們老三屆的插隊知識青年當年有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盡管當年我們也不過就是個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凡兵說。

    說起老臺長懂人情,坐在南京中山陵山中茶樓里的孟非想起自己有一次因為在新聞節目里把話說得太重,造成了某個政府部門較大的誤解。事發后沒有人找孟非,孟非以為過去了。很久之后,他才從臺里經管辦主任那里聽說,出事后,周莉帶著有關中層干部多次上門道歉和溝通,孟非回憶,“你想這些事兒……周臺一個字都沒跟我說。”

    孟非以耿直和善惡分明著稱,但也有重感情的一面,他感慨周莉明白,如果不說,他會給自己更大壓力,“她很清楚。”

    2007年江蘇衛視大型選秀節目《名師高徒》第一季現場,由孟非主持。孟非從后臺慢慢、慢慢地走,走到臺前,說出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從今天開始,你們將看到一個全新不一樣的江蘇衛視,我們將會給你帶來全新不一樣的節目。

    那是周莉力主景志剛擔任江蘇衛視頻道總監后的第一個大型節目,開場白由兩人共同擬定,代表了他們當時堅定的信念,勇敢地向公眾展示自己的決心:要把江蘇衛視打造成全國一流的衛視。

    在孟非這樣的一線工作者看來,周莉懂得調動創作者積極性。其中一個方式就是深入一線以身作則。在南京臺,周莉就明白陪員工一起加班能給員工帶來的心理支撐。周莉知道年輕人的心態:他們多數都是70年代以后生的孩子,都是獨生子女,非常講究平等。我就在那兒待著,他們發現你其實也在這兒,心理上就舒服了。

    懂得聆聽是周莉與創作者打交道的一個優勢,好幾個人都說周莉的表達能力不算特別強,但特別擅長傾聽。

    當年《名師高徒》做直播,晚上結束后,她跟所有人一起開會,談論當天的直播。無論多晚,從技術部門到藝人統籌,甚至實習生,每個人都有發言的機會。這樣的會議通常會開到凌晨2點,有時更晚。周莉永遠最后一個說話。

    有些副臺長還會提醒“簡短點”,但周莉從不打斷對方,只是埋頭記錄。在一個原本官僚風格的電視臺,當年輕人看到自己的話被認可和聽進去時,他會特別受鼓勵。

    當年因為新聞類節目《南京零距離》要直播到晚上7點50分,有9年,孟非家里年夜飯要8點半才開始,“人家都差不多吃完了,我們家才開始”,孟非說。但在9年里,讓孟非印象深刻的不是全家團聚,而是他錄完節目,換身衣服下樓,就能看到年年等在食堂的周莉。

    那是周莉來了之后給江蘇總臺帶來的一個傳統,每年年三十從下午5點,她就在食堂帶著分管的幾個臺長坐在那里,擺上幾桌飯,流水席,哪一個節目錄完了,就到這兒來,周莉就敬大家一杯酒,對他們這一年表示感激。

    孟非8點坐下來,跟周莉聊一會兒,喝兩杯酒,然后回家,有時陪周莉一起等的還有她老公,周莉也要吃年夜飯,她就把老公帶來在臺里吃。「她等到所有的節目都錄完了,散了,回家,一直都這樣……就陪一個欄目一個欄目的人來,每次都是。」那種家庭氛圍讓孟非至今懷念。

    江蘇臺有一種普遍的文人氣質,可以歸因于周莉懂得如何跟知識分子氣質的員工相處。周莉說這來自她90年代初擔任南京文聯書記的經歷。周莉那時便與畢飛宇、蘇童、朱蘇進、范小青、陳大羽、尉天池、亞明等文藝大家相識,那時是中國知識分子氣質最濃的時候,文聯幾乎全是個性十足的知識分子。

    和他們打交道過程中,周莉認識到最多的也是知識分子對尊重的需要,“你一定要把每一個人當作有獨特個性的存在。”周莉說。

    周莉記得,當時有個著名的書法家,藝術造詣高,但也很有個性,對不合口味的人比較計較,容易跟別人鬧僵。

    “我就感覺到,你要改變他很難的,他的長項就是他的書法,他代表中國的一個很重要的藝術的流派,我不如給他配一個善于協調的秘書長,就對外做一些公關協調的秘書長,然后他去專心在書法上。后來我就在想啊,有的藝術家特別有才華,很可能在其他方面不擅長。我與其花很大氣力改變他的短處,我不如發揮他的長處,然后發揮其他人的長處規避他的短處。”周莉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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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她把體制最善的一面呈現給了我們”

    從目標到結果之間,存在無數步驟。

    2005年的“五一”假期,時任綜藝頻道總監的張紅生本來要跟朋友在家燒烤,結果周莉帶著一群業務骨干浩浩蕩蕩到了他家里。漫無邊際地談論了當時各個電視臺都在火熱進行的唱歌選秀節目,談到此時此刻江蘇臺不能缺席。繞了半天,周莉提出:希望張紅生來做一個選秀節目,放在衛視頻道播出。

    當時,綜藝頻道自身還有不小的目標考核壓力,再騰出人手為衛視做節目,張紅生是有顧慮的。張紅生問:“有沒有指標要求?”周莉說:“沒有指標要求,只是表明一個態度:我們來了。”張紅生答應了。隨后進入研發的過程,確定要做《絕對唱響》。

    當時江蘇衛視在全國的收視率大概在0.2左右,隨著這個節目慢慢上升至0.5、0.6,這時周莉提出:“收視率能不能進省級衛視周排行前十?”等進了前十之后,周莉又提出:“能不能進前五?”接著就是前三。

    然后有一天周莉說:“我們總有一檔節目要拿第一吧?”已經拼到筋疲力盡的張紅生開玩笑說:“拿第一很容易,我從正在蓋的廣電大樓上跳下去就行了。宣傳做出來,直播我跳樓,肯定拿第一。”

    周莉笑答:“嗯。可以。”

    “他沒詞了,他以為這樣發嗲,領導會說,行行,不拿第一也沒關系。但周臺根本就不說這句話。所以他只好回去拼命做,為了榮譽,也為了領導的信任。”曾經參與目標考核的曾繼媛回憶,“但周臺把全臺最好的資源都調來給他。周臺平常一分錢都算著花,但是到這個階段,她說你先不考慮預算的事。你把這山頭拿下來,你要多少糧草我給你多少糧草。”

    最后,《絕對唱響》果然在總決賽時,收視率沖到了第一名。

    這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不僅使這個團隊了解到了大型綜藝節目的制作方式,而且感受到了成功的快樂。“在那之前,我們都是十幾名,沒有做過第一的時候,你不知道做第一需要什么以及是什么感覺。做過了你就知道了,原來成功是這么來的。”曾繼媛說。

    跟下屬確定責任和目標,最重要的是每年年底簽訂“目標責任書”,周莉為此專門成立了一個“目標考核小組”,這個小組被戲稱為“挖坑隊”。它的工作內容是研究擬訂總臺每個部門明年的目標,報總臺黨委決策,并請負責人簽字承諾。目標的制定會經過長達百日以上的內外調研和上下左右的反復討論、反復測算,但一旦形成決策,很難受任何局部部門意見的左右,本質上,它是總臺整體意志的體現。

    作為曾經的江蘇衛視廣告部主任,龔立波每年都要跟“目標責任書”打交道。2007年到2010年,目標漲幅巨大。“有一年,先是從目標考核小組傳來消息,說要我增長10個億。我就很憤怒,為什么是10個億?這個目標是怎么制定出來的?”

    隨后,針對這個目標開研討會議,“我就開始講了,從經濟大環境、競爭態勢、收視率,都講了,做不到,太高了,做不到。然后你講著她聽著。你講的時候,周臺絕不正面回應你。然后你就舉個例子,你看,浙江臺也很強勢啊,怎么怎么。她跟你有對話也是探討細枝末節,根本不跟你正面談10個億多還是少。那別人發現也是,談到細節的時候她跟你交流,正面不回應。”之后散會。過幾天再開第二次會,繼續重復這一過程。

    各部門負責人多數是男性,會議室煙霧繚繞,經常把周莉眼睛熏得睜不開,但她不吭聲,也不阻止。如果大家依然有意見,就散會,過幾天接著再開第三次。

    龔立波開始覺得這樣的會太沒有效率了,到后來他才意識到這是故意的:這樣的會議開過三四次之后,大部分時間是在討論怎么做,而不是做不做,在每次細枝末節的戰術問題的討論中,目標的實現方法基本上就出來了,目標也就這么磨來磨去定下來了。

    景志剛說:“她把體制最善的一面呈現給了我們。有能力,沒有機會,你一樣一事無成。要有賞識你的人,看到你能力的人,尊重你能力的人,然后你才有可能做出成績。”

    在這種做事空間中,《非誠勿擾》制片人王培杰回憶說,“景臺來管了之后,我們就開始做一個接一個的項目,從2006年底開始做,到2010年開始才有《非誠勿擾》。這中間不斷嘗試,帶著焦慮和期待,艱難轉型的孟非也主持了幾個并不十分適合他的節目,包括《名師高徒》《證明》,這些節目雖然談不上失敗,但遠遠沒有達到周莉和景志剛的期望。直到《非誠勿擾》,江蘇衛視找到了最合適的方式。”

    《非誠勿擾》集合了江蘇總臺擅長的“情感”和“民生”兩大要素,離開《南京零距離》之后的孟非,也找到了發揮所長的最佳途徑:將新聞主播的機智、對社會的見解切入相親這個外殼下。

    憑著這個節目,江蘇衛視一舉躍入全國衛視排名前列,與湖南衛視一爭高下,每年給江蘇電視臺帶來近20億廣告收入。從那之后,江蘇團隊每次出訪美洲、歐洲、澳洲、非洲等地,一談到江蘇,當地華人馬上就提到《非誠勿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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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經常就像走鋼絲一樣”

    2010年6月,正處于火熱階段的《非誠勿擾》將停播的消息開始流傳。

    現場女嘉賓馬諾說出那句早就在網上流傳了很久的“寧可坐在寶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車后面笑”成為導火索,愈演愈烈,之后就是央視連續幾次痛批相親節目,《人民日報》等也都跟上開始討論和批評。上級領導機關召集幾個有相親節目的省局省臺的負責人到北京,統一認識。

    周莉回憶,當時場面嚴肅,周莉據理力爭,她認為,我們來開會,開會就是一個溝通,我們相信你們能聽進去,兼聽則明。“對于正確的批評和意見,江蘇臺一定虛心接受,認真整改。也希望上級能夠鼓勵支持節目創新,給予創新節目整改的機會和時間。”

    這一態度,得到了上級領導的認同。當時周莉引用了中宣部印發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讀本,其中要求要在對多元價值觀的呈現當中實現主流價值觀的引導。

    周莉表達的意思之一,“如果相親男女呈現了多元價值觀,我們要通過主持人和點評嘉賓來進行主流價值觀的引導。”

    爭取到空間之后,《非誠勿擾》開始進行整改,中宣部下發的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文件,《非誠勿擾》團隊人手一本。請來江蘇省委黨校女教授黃菡加入,把控全場的輿論方向,中和現場主持孟非和嘉賓樂嘉的男性氣質。在最嚴格的時候,《非誠勿擾》現場錄像的同時有一個速記,把整場的對話打印出來,層層審閱,確保文本弘揚正能量,不出現導向問題。

    《非誠勿擾》制片人王培杰回憶,“比如有個來自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相親男士,他計算了一下《非誠勿擾》從報名到最后牽手的概率0.2%。這是怎么算出來的?先是面試通過率,之后算牽手通過率,再算結婚,以及離婚的概率。他提到了我國的離婚率是40%,當時我根本沒有在意,但周臺就覺得不合適,離婚率是40%,是不是官方發布的?如果我們這個社會的離婚率達到了40%,說明這個社會的家庭穩定性有很大問題。”最后這段話刪掉,沒有播出。

    “我們做主流媒體要求很高,又想隨著這個時代朝前發展,那么經常就像走鋼絲一樣的,如果鋼絲很高,要走的路又很長,就一定要解決平衡的問題。”周莉說。

    在江蘇臺,周莉高超的平衡能力表現在出品了《人間正道是滄桑》這一題材上有巨大突破的電視劇。

    《人間正道是滄桑》原名《鐵血恩仇》,這個劇本已經在市面上漂了兩年多,都沒有找到投資方。因為題材可能有些敏感:描寫一個家庭中當國民黨的哥哥、當共產黨的弟弟,在時代的浪潮中起伏波動的命運和這個家庭的愛恨情仇。周莉覺得題材有新意,也寫得非常精彩。但毫無疑問要進行大量的修改。

    “我是覺得主題要定位不要打在國共關系血濃于水上,還是要講共產黨從在野黨變為執政黨,國民黨從執政黨變為在野黨,這樣的歷史大轉折中有著必然性。要把這個作為主題。”

    周莉從毛澤東詩詞里找了一句“人間正道是滄桑”換了《鐵血恩仇》,與編劇江奇濤協商,把第一男主角改為共產黨員弟弟而非國民黨員哥哥,并要片中最大牌的演員孫紅雷飾演共產黨的角色,大幅增加戲份,強化形象,把這個角色變成名副其實的男一號。

    姜文在《太陽照常升起》票房失利后遇到融資難題,找到周莉。很多人勸周莉要慎重,她看了《讓子彈飛》項目書之后,卻有自己的考慮:“馬識途是我黨承認的紅色作家,而且當時定的編劇朱蘇進也是全國著名的軍旅作家。在政治上應該是安全的。在這個大前提判斷下,優秀導演就那么多,不投給姜文投給誰呢?”江蘇臺拿出了3000萬。

    后來《讓子彈飛》上映后,有多種議論,九十高齡的馬識途出來講,這個改編作品尊重了他的原意,平息了不少猜測和議論。

    周莉理解廣電員工某種意義上也是公職人員,但又不是公務員。如何在政策許可的范圍內更好地對員工激勵一直是她探索的重點。

    顧問公司好幾次勸她臺內工資改用薪點制,她都拒絕,堅持用績效管理,也就是把員工收入分為工資和績效兩個部分。中層干部的基本工資與公務員的薪水一致,副處級就與副處級公務員的崗位薪水一致,處級與處級一致,這樣不會引起系統性的失衡。

    在績效部分鼓勵“多勞多得”“優勞優得”,這種辦法符合公有制的激勵原則,有利于獎勤罰懶,有利于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績效考核的一個關鍵點在于,“我都不知道誰能拿多少。關鍵是在做游戲規則的時候,一定不要想著誰能拿多少。我用年初定指標,年底兌現的方法。否則,到紀檢部門就說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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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獨,“為她好,也為各位好”

    “我是體制內走出來的人,我對它有刻骨的理解。”周莉說。

    周莉出生于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均是解放前的大學生,解放后從事教育工作。任校領導的父親公私分明。父親去世40年的時候,周莉在家庭微信群里還提到關于父親的記憶:

    有一天父親拿了學校的麻袋買菜回家,曬干后奶奶以為沒用正要當柴火燒掉,父親連忙阻止,“這是公家的東西,怎么能自己家用來燒火呢?”父親把麻袋疊好后放在自行車后座,還回了學校。

    “印象好深哦。”周莉說。

    母親也是老師,在工會當主席。那時候單位經常會集體去買一些食品來分發,周莉記得母親把這些賬目都記在她的本子上,一分錢兩分錢都記得很詳細。

    家庭教育造成了周莉的慎獨和界限感,使周莉在體制內被迅速辨認出來。

    1970年代周莉在鄉里當團委書記,上級派來的清查“三支一宕”工作組發現,公社機關干部中只有周莉一人5年內就因為是從來沒有找公家借錢借物的唯一一個人,就把她調到財務黨委區財辦去當秘書。

    當時買煙酒等實物還需要酒票證,有一次周莉負責一千張瓶酒票的發放。一年后有一天財辦主任來找她詢問這一千張計劃酒票的去處,她迅速拿出了單子,上面記得清清楚楚,跟所有人的記錄都能對上。

    就像她的母親一樣,她以這種本能的嚴謹條理性獲得了信任。這件事很快被區領導知曉,同時因為她經常在報刊紙上發表文藝評論,她因此被調往區文化館擔任館長。

    “我現在在想,這一生有時候你做一件事,根本不知道這件事后來它起什么作用。”這讓周莉很好地從系統角度思考問題。

    《綜藝》雜志采訪周莉時,把周莉歸結為平衡的大師,認為周莉的管理體現了中國人的智慧,她按照體系的規律,而不是單純地靠業績或者目標做事,她能體察到令體系變化的那些微小因素。另一方面,這也讓周莉發現體制其實是很“苛刻”的,它不但要求你要有業績,還對品德和黨性有嚴苛的要求,甚至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任職期間,周莉遇到過不少危機,對她也是考驗,憑她的按規矩辦事和慎獨度過了危機。南京臺的新大樓封頂后,獨立演播大廳發生腳手架坍塌事故,現場兩人死亡。

    周莉當時正在上海參加電視節,聽到消息后連夜往南京趕。回來之后立刻被領導叫去談話。再三跟她確認:工程有沒有公開招標?有沒有違約趕工期?有沒有通過關系提供施工材料?是否跟開發商之間有個人利益關系?有的話,今天講出來是跟組織交代,將來查出來就是違紀違法。

    周莉十分確定:“這些都沒有。不但沒有利益關系,連人際關系都沒有。”最后經調查,是施工部門腳手架偷工減料施工不當造成的。

    周莉跟凡兵說:“人呀,有時候一輩子也就是關鍵幾步,千萬別踩錯,否則后悔莫及。在你想不到的時候,踩錯的這一步會冒出來,改變整個人生軌跡。”周莉跟凡兵說這話,因為凡兵在江蘇臺分管廣告和電視劇購銷,而這是廣電行業容易出現問題的“三大黑洞之二”。凡兵問周莉:“你有什么吩咐我的?”

    周莉告訴他自己在南京臺的堅持:”第一,絕不違規直接簽任何合約;第二,絕不違規干預應該由底下人簽的合同;第三,絕不違規和客戶發生任何個人利益關系。”

    凡兵在2008年退休。“我一直按照周臺的說法來做。我也堅持不干預具體的廣告。每年定指標,什么可以減免,什么可以打折,打到五折應該是什么人簽,打到三折應該是什么人簽,打到二折的時候必須是我簽,我要審,審完之前給我講清楚什么理由。然后建立了整個廣告的合同管理,給了周臺一個密碼,給了我一個密碼。我能夠隨時隨地地調出廣告進出多少錢,簽了多少合同,廣告賣了多長時間,做的都是什么樣的廣告。還有電視劇也是,不干預具體電視劇購銷。我就管收視率,管平均價格。”

    周莉的謹慎與嚴格,也體現在她的私人生活中。有一年,她的母親去世,她并未告訴大家,后來臺里后勤部門的人知道了,就告訴了臺里的領導。凡兵就去祭奠,并給了周莉的弟弟2000元錢。喪事處理完畢,周莉委托總臺辦公室將每個人的錢都如數返還,并跟各位講:周臺說了,一是謝謝。二沒有別的意思,為她好,也為各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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